&esp;&esp;然后我最好的哥们，张领，得到一份冒名的判决。

刘源对我说他安排好了一切，我只用咬死东西都是他的，录音机里的磁带不属于自己。

我正是这么做的，那时我惊慌失措，只能抓住身边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

我一个人待在隔离的房间里，除了一次探访和两次讯问，再没有人找过我。

我没註意刘源通知我时反常的轻柔语气，我只顾着翻来覆去地想念父母兄弟，童年伙伴，冬日早晨安静的空军大院；我想活，想正常地走在街道上，同任何一个囚犯一样害怕流放与死亡。

我向虚空许下荒诞不经的发愿，之后又嘲笑自己的幻想。

新中国没有神佛，毛主席去世了，谁会回应我的许愿？记不清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，两三天，天，半个月，都差不多。

&esp;&esp;我被带进一间屋子，坐在侧边的位子上，迟钝地註视着依次进入的法官、穿团级军装的陪审员和刘源，以及我桌上的证人牌子。

证人？门推开了，我看见走上被告席的张领。

&esp;&esp;「张领！

这不是你干的，为什么你会来？」他凄凉地望了我一眼，嘴边掛着一个强挤出的笑：「老崔……」

&esp;&esp;「证人无端喧哗，藐视法庭秩序，责令离开法庭！

」法槌落下，两个士兵迅速抄起我的胳膊，拖着我离开房间。

我没能参与走过场的审判。

&esp;&esp;，还有一摞文件，我在纸堆里如愿以偿地抽出三年来的档案和证件。

除了他的东西，还有几张格格不入的乐谱。

带笛子的摇滚乐……我没有带走它。

&esp;&esp;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深夜，我收好了一切东西。

宿舍没什么多余的物品，音乐、文学、朋友，一齐烟消云散，唯一能证明它们存在的是脑海里并不可靠的回忆。

我没有同任何一个人道别，用一直闲置的假条在车站买了回家的票。

成都的肥沃土壤同我五年前第一次踏上时没什么两样，一路上我搂着包裹，紧张地关註周围的风吹草动，生怕有人突然冲进来把我押走。

&esp;&esp;西南的湿润与绿意自窗外抽丝般流失，故乡正在前边招手，并不能带来安心的感觉。

我没有欣赏风景的气力，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做梦，直到乘务员不耐烦地将我推醒。

人潮汹涌的月台上没有警察等我，这是唯一安慰的事。

苍白的日光刺破云层，北境苍茫的风刮去旅客一身浊气，同行讲四川话的一家三口在拐角处消失，小男孩步履蹣跚的背影融进嘈杂声，而我独自向前走着，走着，满心空茫地走进北京。

&esp;&esp;崔健

&esp;&esp;1981年1月1日